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长沙岳麓山上的黄兴、蔡锷和焦达峰、禹之谟等25个辛亥将士的墓由人民政府进行了修缮，其中就有“故参议院议员黎尚雯之墓”。
    黎尚雯，字桂苏，1868年（清同治7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城营盘里一书香门弟，后迁居西乡青草市元甲山。自幼聪颖，受祖父黎宗学的“不踏入仕途”和“培养儿女的民族气节”之教育熏陶，读经史诸籍，过目成诵。稍长，潜心研究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学说，务求经世致用，鄙视清廷科举，在父母的苦劝下勉强应试，名列前茅，被同辈誉为奇才。
    1895年浏阳大旱，四乡饥民聚集县衙吁请赈救，湖南巡抚倡设救灾机构，聘黎为幕僚。他捐出薪俸和家产，购运粮食放赈；还掘矿采煤，以工代赈等。受到当地绅士赞许，申奏清廷授予官衔，但他毫不动心。他曾研究欧美政治，痛感清廷愚昧腐败，祸国殃民，非变法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决心以维新变法为已任。他奔走呼号，提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极力驳斥顽固派对维新运动的歪曲和抨击；参与唐才常、梁启超等创办时务学堂和《湘报》、《湘学报》的活动等。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殉难，他仍“不改素志”，“本性难移”。
    1900年，唐才常组建自立军准备起义时，他往来于长沙、武汉之间，与唐交往甚密，因得与闻自立会的策划机密。8月，自立军起义事泄，唐在武汉被捕殉难，黎极端悲愤，避居衡州，因虑时局艰难，唯专心从事教育以唤起民众之爱国、救国精神，方为上策。但并未放弃反清斗争，如1906年5月积极参与禹之谟、宁调元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的活动，大张民族正气，清廷惶恐不安。同年，萍浏醴革命军兴起，黎在北京策动会党相机响应。1907年回湘，知此次起义之失败在于无坚强领导机关，便与龙璋、焦达峰、谭人凤、宁调元等重组同盟会湘支部。后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首先响应，与这个支部工作的成效分不开。1909年（宣统元年）全国各省创立咨议局，黎当选为正式议员，10月又当选为中央咨政院议员，先后倡导实业，整顿教育和积极参与改革政治，提倡民主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黎被推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曾建议巩固民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以党治国。后来，从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到黎元洪继任总统期间，他一直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参加过讨袁（世凯）和驱汤（芗铭）等活动，并曾被捕入狱，幸得朋友营救才免于难。直至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开始护法战争，电召他赴广州议政时，黎已积劳成疾而未能赴任。1918年3月在长沙病故，时年51岁，公葬于岳麓山。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墓碑：“故参议院议员黎尚雯之墓。”
    黎尚雯一生为中国之民主共和而不懈奋斗的同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他避居衡州时，曾应聘为衡州府中堂监督，并提出了“知耻、立志、好学”的施教新方针，学校学风校风焕然一新，学生德业俱进，大多成为后起之秀。1903年（光绪29年），黎复受胡元倓之聘，任长沙经正、明德学堂管理员，与黄兴、张继等共事。1904年，湖南创建高等实业学堂，黎受聘为教务主任。不久，又任湖南中路师范斋务长，他教育学生立志为人师表。1910年，黎应曹典球聘，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编制教程，分科教学，又加强爱国强种之教育和科学技能之培训，使学生出校后积极投身于路矿等实业界。1912年，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更名为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即今湖南大学前身），黎奉命出任校长，次年去北京。他还曾在武汉潜伏期间被推为江汉大学监督。他为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而最值得永远铭记的是他鼎力协助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创办惟一学堂！
    1905年（亦说1906年），黎尚雯任教的经正学堂甲班学生陈超朗、张光棠、刘常治、朱道周等10余人，因不满主持校务者的措施愤而退学。他和石广权、华子模、王栎安诸先生都怜惜其志向，爱慕其德才，不忍心让他们失学，便自动随他们在校外义务授课。当时禹之谟正在长沙兴学，他与黎都曾关心和参与过唐才常的自立军活动，早有交往；与石、华等也颇友善。又以这些爱好自由而不愿受压迫的学生深堪造就，即与他们师生结合借湘乡试馆成立了惟一学堂，时为当年4月12日。学堂由禹主办，黎、石、华、王，还有邹代藩、陈安良等先生努力经营，以培养革命人才，推翻清朝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保种存国”为宗旨。禹和黎等一些同盟会员在学堂宣传革命思想，策划革命工作，“惟一”也因此引人注目，其他学堂的有志青年慕名而来就读的日益增多，王光甲、唐无我、禹夷苍、唐璜、彭遂良、彭昭、李范吾等即是。原有的校舍不够用，便租水风井小桃园巷内一栋民房为校舍，禹自任学堂负责人（监督），黎主持教务。此时，教员增加了罗介夫、曾伯欣等，也都是同盟会员。“惟一”按照清廷的规定开设课程，黎配合禹教育学生“不可读死书以猎取功名富贵”，要“脱离奴籍”，从被统治、被奴役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因此，当时人们评价惟一学堂“其学生有自尊独立之风”。“惟一”学生不只听教师讲课，还要进行课外阅读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校内暗设阅览室，备有《孙逸仙》、《新湖南》、《警世钟》等革命书刊。省会长沙万余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时，惟一学堂的学生身着素服、手举白旗，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先行队的队长即为彭遂良。学生们真正做到了“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当时，学堂的所有设备都由师生筹款购置，学生张光棠的父亲张少荃捐款较多。学生赤脚草鞋，节衣缩食，用节省下来的钱作为房租等经费。遇有不足，黎以在高等实业学堂授课所得的薪俸补给；再不足，师生典当衣服来补充。唐璜在《惟一纪事》一文中回忆说：“黎（尚雯）先生冬季授课，仅着夹衣，瑟缩之状，恍然在目。”原来是黎先生把自己的棉衣典当了。可见当时办学的艰苦程度和他的执着精神。
    禹之谟是湖南同盟的首任会长，又是湖南商会会董、湖南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他利用这些合法身份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均为清廷所不容。1906年8月10日，他被清廷借口“湘乡盐案”、率众“哄堂塞署”罪逮捕入狱，惟一学堂也被视为革命机关而遭封闭。黎尚雯、罗介夫、曾伯欣、陈安良、禹贡、廖钧焘等，一面尽力营救禹之谟，一面不负同志嘱托，在潮宗街继续办学，推举张少荃为名誉监督，黎尚雯为监督，更校名为“广益英算专修科”，以避耳目，暗中继续鼓吹革命。当时的困难更大，经费奇缺，有些教师不计报酬义务教学；师资不足，挑选高年级符合条件的学生教低年级同学，如陈朗超教过英语、王光甲教过体操。职员仅1人，担任教务、会计、庶务等工作，校工只有2名厨工和1名传达，日常勤务工作，如洒扫、洗涤诸多杂事均由学生担任。1908年，广益英算专修科曾附设铁路营业专修科，次年与湖南铁路学堂合并，创设湖南高等铁路学堂，分设机械、建筑、业务三科，学制四年，1913年因铁路收归国有而停办。黎对广益英算专修科管理严格，呈报官厅之例行公文、表册，十分谨慎小心，务求详尽。清廷学部检查其所报表册，认为办理合法，命令更名“广益中学堂”，并令湖南提督学使按年给津贴实银200两，从而使学堂在经费十分窘困中得以勉强维持，但无法兴建校舍，故先后搬迁5次。1911年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谭延闿任湖南都督，以广益中学堂系革命党人所创办，教员多是革命党人，师生长期以来参加民主革命出力较多，即拨长沙北门外熙宁街湘水校经堂为其永久校舍，并优给办学经费，以奖励学堂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惟一学堂及其后的广益英算专修科为革命培养的人才中，以彭遂良、彭昭兄弟和唐拓庄最突出。彭遂良（1879—1911）、彭昭（1884—1911）为湖南宜章人，出生于当地望族家庭。1905年入惟一学堂，次年加入同盟会，因参加公葬陈、姚二烈士的活动，在禹被捕入狱、惟一学堂遭查封后，被当局开除学籍回乡。1907年其叔父彭邦栋担任湘南革命实行团主任时，他们组建联络机关、训练革命军队。1911年武昌、长沙相继起义，兄弟俩协助其叔在宜章响应，率兵攻入县城，不幸遭公署伏兵袭击，双双殉难。宜章光复后，1912年经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褒赠彭遂良为陆军上校、彭昭为陆军中校。次年，湖南都督府将二烈士合葬于岳麓山，2011年10月，其墓由政府进行了修缮。唐拓庄系湖南零陵人，1909年入广益英算专修科，曾为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奔走呼号。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袁世凯在北京组阁，窃取革命果实，他便与教师罗介夫、曾伯欣及同学谢宅中等组织暗杀团，“欲炸袁世凯”，以烟台为根据地制造炸弹，不幸被炸成重伤而身亡。留有绝命书云：“吾辈来此，狙击民贼，志在死耳……政体不能共和，人民不能自由，是吾耻也，是虽生犹死也。……吾今已矣，希诸君勉为之。”
    黎尚雯从1906年起，先后担任广益英算专修科和广益中学堂的监督至1912年1月，长达5年多。是他，鼎力协助禹之谟创办了惟一学堂；又是他，在禹之谟被捕入狱、惟一学堂遭查封后，将学堂更名为广益英算专修科，使“惟一”得以延续下来；还是他，与其同事们艰苦经营，使广益英算专修科得到清廷核准改为广益中学堂。广益中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广益中学，1926年改为湖南私立广益中学，1951年11月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湖南省立广益中学，1955年1月又改为湖南师院（今师大）附中。今日的湖南师大附中已成为湖南基础教育的龙头和窗口，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并有国际影响的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转载《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