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北京，阳光灿烂，和风顺畅。“校友回湘”寻访组按约定时间，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先生位于东城区的住所进行采访。“你们都是湖南人吧，我的家在长沙县黄花镇，老乡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走进院士的家门，这位98岁的长者立马起身，和蔼可亲地笑迎大家。他高高瘦瘦，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气质儒雅。聆听老先生回顾他的人生历程，就像听一位邻家爷爷娓娓述说着他对我国国防事业和航天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他的人生，犹如一幅精彩壮美的画卷，让人深受心灵的洗礼。

张履谦院士向长沙晚报赠书并欣然题字。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回忆起年少时在湖南求学的经历，张履谦院士深情地说，《毕业歌》那昂扬振奋的旋律，至今响彻他的脑海。

1938年，张履谦在长沙高小毕业。“日本侵华，全面抗战已经爆发。老师教我们唱《毕业歌》，带我们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子到街头募捐、支援抗战。”

随后，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长沙城在那场文夕大火中，化为令人痛惜的废墟。战火连天的岁月，少年履谦怀抱救国之梦，发奋图强，即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也没丢下求知之志，他开始自学初中课程。

1942年，张履谦顺利考取湖南广益中学，即现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进入高中学习。抗战时期，湖南广益中学迁至湖南衡阳市大坪村。1944年5月，日军向湘北发起攻势，第四次湘北会战爆发，长沙沦陷，日军南下衡阳，离大坪村不到百里路，形势危急，广益中学被迫宣布解散。此时，张履谦在广益中学的学习时间还不满两年，他及许多湘北的同学，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广益中学的老师看到这一情形，不忍心丢下学生，于是把留下的学生集合起来，对同学们说：“只要老师有饭吃，就会有你们的饭吃。”之后，老师们分头带领学生撤离学校，辗转湘西、湘南一带，他们一面进行求援，一面组织教学，师生们就在这样的“流浪式”办学中坚持着。中途，为了分担老师的负担，应郴州嘉禾县同学李秀生的邀请，张履谦和另一个同学暂时前往嘉禾县避难。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张履谦离开嘉禾县，找到迁往南山县的广益中学，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张履谦又继续学业，读完高中。

张履谦写下附中求学经历，感恩母校的培养。

“战乱年代，我们在防空洞里念英文，做数学题，老师教育我们要读书救国，将来自己造飞机、造大炮，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张履谦说：“如果不是广益中学的老师教导得好，我也不可能顺利考上清华大学。”

“在清华读书时，老师说我们都是天之骄子，但身上肩负着报效祖国的重任，一定要搞好身体，毕业后要为祖国工作70年。”张履谦是这么说的，一生也是这么做的。

“1951年，我刚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军委通信兵部雷达处工作。入伍一个月后，就接到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张履谦回忆。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为切断我军的运输补给，美军派出B-29轰炸机对鸭绿江两岸进行狂轰滥炸，并释放电磁波进行干扰。我军的雷达无法发现目标，不能指挥空中迎战。

时任通信兵部部长的王诤找到张履谦，并下达紧急命令：“前方雷达受到干扰，你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我们一定要把抗干扰问题解决，不解决咱们不回来！”

这是张履谦第一次上前线战场，也是第一次见到雷达。在弄明白雷达的基本原理后，经过十几天的研究与分析，在雷达领域刚入门的他，想出了好几种解决办法，其中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快速改变雷达波的频率来避免干扰。

“当时，我看到窗台上有几个空的小罐头盒，于是就有了办法，因为罐头盒是金属做的，把它放在电容器里，就会有电容的变化，就能改变频率，敌方干扰这个频率，我就跳到那个频率，等干扰那个频率我们再跳到另外一个频率……”就这样，几个不起眼的小罐头盒在张履谦手中，竟成为雷达抗干扰的利器。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艰巨的任务。

“以后，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了！”王诤对张履谦说。1953年，张履谦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干扰与抗干扰小组组长，负责掌管全军的雷达。

湖南师大附中校友会向张履谦院士赠送学校文创纪念品。

1962年，我国“两弹一星”的重大国防工程正处于关键阶段，美国急于刺探我国情报，多次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U-2入侵我国领空。

“当时，我国只有从前苏联引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可以与之抗衡，但数量极少。我受命仿制，被任命为制导雷达站主任设计师。”张履谦回忆，“没有仪器，我们就根据书里的解说自行研制；没有材料，就想办法找替代材料。为保证仪器精准研制出来，我背着被子出差，带上图纸跑到车间与工人详细交流……”

自从利用萨姆-2导弹击落第一架U-2后，我方雷达一开机，U-2便立刻改变航向逃走了。张履谦判断敌机上可能安装了某种告警系统，经过大量计算，他向总参提出“近打快打战术”的建议。

“他进来时我不开机，等着我打他时，找准一个最佳区域，马上开机、马上打，敌机跑不掉，我也准打得着。”张履谦说，从1963年11月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我国地空导弹部队先后两次击落U-2飞机，“近打快打战术”大获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美国在两个月时间里，先后11次出动U-2飞机进行侦察，且侦察机上安装有信号干扰系统，故意诱导。“你干扰我，我就以假治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履谦说，这样又打下了第4架U-2侦察机。“后来，我们又用自行研制的‘红旗二号’，在雷达上加装新的抗干扰设施，打下第5架U-2高空侦察机，从此，敌人再也不敢来侵犯我国的领空了。”

张履谦为湖南师大附中120周年校庆提笔写下祝福对联：“一百二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培育英才满天下 新时代长征路怀壮志勇创新敢教日月换新天”。

20世纪60年代，为攻克雷达技术难关，张履谦花了整整12年时间，“啃”完28本、约1米高的美国英文原版《雷达丛书》，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如今98岁的张履谦，仍关心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临大事、喜事，他都最先发朋友圈。84岁时，他被聘为“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测量与控制专题组首席专家。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会同其他专家，提交了一份长达10万字的专项独立评估报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李念滨2007年开始在张履谦身边工作。李念滨告诉记者：“张院士是没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他的主攻专业是雷达，没想到其他方面他都懂，国外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怎么做符合我们的国情，他一清二楚，这是不多见的。”

科研之余，张履谦还花费大量精力培养人才、关注青少年成长、普及科技知识。他领导的工作团队中，有3人被评为院士，30余人成为专业研究或型号研制的领军人才。

他多次到各地大中小学开设讲座，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航天知识的种子。2008年，汶川地震后，82岁的他到成都作了题为《卫星在突发事件中的应用》的报告，对在我国西南地区推广普及卫星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